如果缺乏这个基础，城镇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农民变市民，与其说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因劳动分工导致的职业身份转变，即在专业化程度更高的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分工奠定了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基础，而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只是适应劳动分工深化而延伸到社会领域的变化。
就此而言，城镇化进程取决于劳动分工深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发展。显然，这是一个市场推动的自然发育过程。那么，对于政府来说，其职能不是去对城镇化“拔苗助长”，而是对城镇化的复杂过程进行风险评估，管理各种不确定性，防范各种风险。
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经济要素和技术资源的空间集聚过程。这种集聚的意义在于，通过人口的集聚带动人才和科技资源等其他要素的集聚，促使技术创新和升级，提升区域经济规模，优化生产力要素，重构产业链，有效降低发展成本，充分实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使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利用，提高了经济效益，产生一种结构性优化和功能性提高的综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