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性的人傲慢地蔑视在“青年运动”时代中其前辈的“多愁善感”。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关注伴随着一切生命关系的问题，同时，共同体也就成了“目标”，亦成为问题。他们总是在兜圈子，却从不离开那记号。但是，现在有命令要进发，因为“事出有因”。主观错误的道路被抛在后面，而走上直接追求目的的客观性道路。正如前者存在虚假的主观性，因为缺乏作为主体的基本力量；因而后者也存在虚假的客观性，因为这里的人不是去适应世界而是非世界的小宗派。正如前者的一切颂扬自由之歌都是虚无之吟唱，因为他们认识到的只是解脱束缚而不是免除职责；而客观性甚至是对权威最高的赞誉都成为一种误解。因为事实上，他们只有通过言语和呼喊才可以强化伪装之权威。而在这种权威的背后缺乏一致的态度，他们的强大是扭曲了的。但是那些赞美诗所赞颂的真正的权威，即那个坚定地回应天主神恩时被神赐予能力的权威仍然不为当下政治领域所知。表面上看，这两代人类型不同，甚至到了互相矛盾的地步，而事实上，他们陷入了同样混乱的境地。“青年运动”那一代人考虑他的问题，关注（无论在不同时候有什么特殊的问题）自我参与其中，他体验他的“我”，而不保证自我——为了不必保证一个回应的、有责任的自我。集体的一代着手且大步前行，首先成功地抛弃了自我，因而从根本上避开了保证自我的问题。不过还是有了进展。于前者，独白将自己扮成对话。于后者则更为简单，因为独白的人生被欲望从绝大多数人那里驱除，或者被迫放弃了这种习惯；而发号施令的其他人至少不需要装扮成任何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