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中央代表余乃文入川，带来了以后被称作“立三路线”（因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而得名）的中共中央决定精神：在各地举行暴动，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进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共产党、共青团省委及工会全部合并为领导暴动的省行动委员会。
程子健便又成了省行委主席团主席，大暴动的总指挥。
文强来到重庆时，各地在左倾盲动路线指导下的暴动已相继失败，中共组织损失惨重，白色恐怖更加严重。
余乃文奉命去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失去音信（后来据说是到武汉后即落入反动当局之手，遭到杀害）。
项鼎到万县去建立下川东特委，以便建立四川省委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之间联系的中转站，并为省委筹款。去后不久，即因内部出了叛徒而被捕。
罗世文为治病和安排川西的一些工作去了成都。
此时中共四川省委只剩下程子健一人在重庆唱“独脚戏”。
程子健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
就在此前不久，中共四川省行委1930年11月3日致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目前最迫切需要与长江局调换分子是省主席团主席秋同志，他在四川工作七年，因为太红，社会关系亦太复杂，行动简直不便，尤其在江巴，的确再留四川结果是很被动，站（占）着茅厕不能窝（屙）粪，重蹈坚予前牺牲覆辙（坚予前曾恳求出川，亦是因为太红，结果未准），便宜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