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更有一点要讲的：西方人生观的出发点是近于主张“性恶”的。宗教上的最高信仰，主张人类生来带有罪孽，因此一面要信赖上帝，一面要看重法律与契约。此刻若除却宗教不尊信，而单讲像西方般的重法观点，则将和中国韩非的理论相似。中国传统对人生观的出发点主张“性善”，因此信托了那个被信托的人，所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都可归属于政府。这是甚合中国传统以“职任”来看政府，不以“权力”来看政府的传统观念的。
我们若要采取西方的新潮流，配合中国的旧传统，自己按照时代要求，另创造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在这四十年来，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可以当之无愧的。他的理想，和其主张内容，纵说不能全无修正地实现，或许有更超卓的意见会继续地出现，但必然仍将要采用世界新潮流，配合自己旧传统，来创成中国自己的一套政治和其理论，才能救中国，这是绝对无疑的。决非是美国的政治和其理论能够救中国，也决非苏俄的政治和其理论能够救中国。
中国要求“民族”和“国家”之独立，则必须先求“思想”和“政治”之独立，这又是决然无疑的。否则今天学甲国，明天学乙国，决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政治将来的新出路，决不全是美国式，也决不全是苏俄式。跟在人家后面跑，永远不会有出路。我们定要能采取各国之长，配合自己国家实情，创造出一个适合于中国自己理论的政治。这四十年来，只有孙中山先生有此伟愿，有此卓识，值得我们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