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到重点，说“致良知”，马上就可以实际用功，所以我专门讲“致良知”。随时在事情上致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地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没有一点儿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着实地致良知，就没有忘的弊病，没有一点儿的“意必固我”，自然就没有助的弊病。因此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是就告子的弊病而言。告子强制内心，是助的弊病，因此孟子专讲助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的毛病，也是因为他认为义在是外在的，不知道从内心“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会有助的弊病。如果时时刻刻在心中“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就自然可以洞察明白，自然是是非非都能一一显现，又怎么会出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来学者有很大的功劳，然而这也是对症下药，大体来讲，不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极为精一简易，上下贯通，万世没有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