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居陶，回想起当初贤臣计然为越王勾践制订的七条治国方略，即：“平价售粮，调整其他物价，使市场供应和关卡税收都不缺乏；积贮货物，务求质高、完好、牢固，不要有滞销的弊病；以物相贸易，勿留腐败易蚀之货，不要冒险囤居以待涨价；研究物品的盈与缺，就会了解物品贵或贱的原因；物品贵到极点则反贱，贱到极点则反贵；物品须乘极贵时售出，视如粪土而不惜，物品降到极贱时须及时买进，视如珠玉而惜之；务使财货钱币流通如流水。”思之良久，喟然长叹道：“计然的富国之策有七条，越王勾践仅用了其中五条就使国家富强，实现了报仇雪耻的愿望。既然施之于国行而有效，那么，以此来治家也应同样有效，如今我要以此来治家。”
于是，他决定按照计然的策略来经营。范蠡认为陶邑是天下的交易中心，各国的货物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交流货物是极为便利的。他便囤积居奇，贱入贵出，此卖彼进，运用智巧经商发财，而不靠出卖人力经营。由于贸易有方，不久，便积累家财巨万，富甲天下。范蠡年老后，其子孙承其业，又使家财增之无数。以致人们每当谈论发家致富的富翁时，都盛誉“陶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