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对“文革”中的遭难者，便有“身受感同”的共鸣。20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每来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他时，发现这位“新红学二号人物”，那不良于行的样子，颇觉心酸。估计老先生在“武”革时期受到的磨难，大概要甚于批《红楼梦》那阵。因此，只能摸索着在室内蹒跚行走，凡他老人家扪过的墙壁，都留下了指纹和掌摸的斑渍。环视室内，这一圈污秽的印迹，似乎能够体味到这位知识分子在垢辱中度过的那些日子。
悲剧就在于俞平伯代人受过的同时，其实他对脂评的看法早已与老拍档胡适分道扬镳。可在人们心目中，一提新红学，这两位就被捆绑在一块儿，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一根绳子拴两只蜢蚱，谁也蹦不开谁，他也就不得不扮演这个反面角色到底。
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不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还是他觉得再不说，也许就永远没机会说了。1978年他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你看，20年代以后，我根本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章。”1985年他对《文史知识》的谈话中也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构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这些石破天惊的话和他180度的急转，使得那些赖红学、曹学、脂学谋生的人，沸反盈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