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凭虚。隋朝内史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就《齐书》起元（纪年之始）事与魏收讨论，有书信往还。他在答魏收书中有一句话是：“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9]刘知幾把此事概括为：“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按：即《三国志》——引者），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刘知幾是尊汉的，认为刘备“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可是陈寿的评论“抑其所长，攻其所短”。他还认为，曹操是“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式的人物，曹丕也不是像样的君主，而陈寿对他们的评论，“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知幾的结论是：《三国志》“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陈寿本是蜀汉臣子，后为西晋史官。他撰《三国志》，于蜀、魏关系的处置上，颇为棘手。但西晋“受禅”于魏，故《三国志》以魏为“正朔之国”，在当时实别无选择。他从《魏书》《蜀书》《吴书》分记三国史事，而于《蜀书》中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这在历史编纂上确是一个创举，也隐约可见其不忘曾是蜀汉之臣的心迹，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刘知幾尊汉情重，对此缺乏冷静分析，故认为陈寿“曲称曹美”，“虚说刘非”，似有未妥。李德林从正统观念出发，也是尊汉的，认为“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既为蜀人，必当“以魏为汉贼”。可是李德林的说法，在《三国志》中实难找到有力证据，所以刘知幾批评他是“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应当承认，刘知幾对李德林的批评在总的结论上是对的，而他在批评李德林中涉及对陈寿的许多指摘，有些是难以成立的，以致不免也有凭虚之嫌。同时，这也使他陷于在陈寿评价上发生自相矛盾的困境。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指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董狐、南史自不待言，班固也是备受刘知幾推崇的史家，陈寿能与他们并列，实在是非同小可之事。然而在他的《探赜》篇中，其地位又跌落到如此地步。陈寿其人其书未变，而是刘知幾陷入了一个《探赜》篇中所没有说到的误区——抵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