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里是老大，还有二弟永太，三弟永谦，胞妹白珩。他们都在学校读书。他们看见我回家，都非常亲热，围前围后，问长问短。问我在北平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问营口的日本人检查严不严，路上是否遇到了胡子。他们都天真烂漫，幼稚可爱，却不大理解这块土地已经变了颜色。我和弟妹亲热地唠着，却忽略了久别的妻子徐秀兰。我俩是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她比我大五岁，既不般配又没有共同语言。我回不回家，好像对她也无所谓似的。我真后悔，不该回家了。
晚上，我有意留下永太在身边陪我唠嗑。谈乡下的几门亲戚，谈新民文会中学，一直到了深夜。妈妈觉得不放心，从里屋走过来，责备永太说：“好不容易把你哥哥盼回来了，你一点也不懂事。”
正说话的工夫，忽然听到大街上吵吵嚷嚷的，狗汪汪地叫着，枪也响了。过了一会儿，我的六叔从家里跑来，给我通风报信。说是村西二里地的景家屯进来了胡子，正在抓人绑票，说不定胡子会到弓匠堡子来。他一边让永太快拿枪到更房子去打更，一边让我离开家，躲到他家的碾坊。那碾坊的大梁上搭着篷子，可以躲藏人。六叔对我说：“你先在这儿躲一夜。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庄稼人有什么办法。你爸爸是个老实人，连大烟鬼也欺负到你爸爸头上。他拔掉了你家的药杆子，押到高丽大烟馆，用五元钱才赎回来。你要能混个一官半职，替你爸爸立起门头，日子就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