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最后一场平播州土司叛乱之战来说，这其实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杨应龙之所以会走上叛乱之路，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神宗的中央王朝平庸无能，官员各怀心思、倾轧明显。杨应龙事件发生的源头不过是土司家族势力内斗的小事，而贵州方面一直想方设法将事情挑大，不能不说有自私垂涎播州财富的成分，后来对杨应龙调查之后要求削减播州所辖土地，被削部分转给贵州管理，便坐实了贵州巡抚为私心争夺播州而利用朝廷改土归流的目的。川贵两地的官员相互倾轧、争权夺势，是导致杨应龙最终走上叛乱之路的推手力量之一，这一点，中央政府并没有认识到位。而杨应龙怒举反旗的导火索，则是重庆府的腐败，丧子之痛何其无辜，重庆府的表现无疑是明政府的一个腐败缩影，正是此时杨应龙才真的把反叛的决心下好。如果万历及其王朝政府能够再清醒明智一点，播州之役并不是必须发生，在诸多偶然和必然相互碰撞之下，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杨应龙，都走上了一条自损一千的不归路。
可是万历到底也没有意识到，他没有一个统治者总揽大局的眼光和远略，君王是天下权力最大的人，可一个合格的君主也是天下牺牲最多的人，万历不想牺牲，他心里更多的是他自己懒惰自私的本性。万历三大征，他没有百分之百怀着巩固边防的目的去战，尤其是后两场，还是带着一丝所谓“天朝上国”皇帝的傲慢炫耀的心理，不是很在乎过程是不是最合理，效果是不是最好，他更关心结果，试想一个几十年不愿迈出宫门一步的皇帝，两次登上城门欣赏处死战犯的场面，你不是脚疼得不能下床吗？你不是心悸头晕不能见人吗？砍人这么血腥的场合你倒是见得了啊？……所以，万历对于这场征战，竟放了乐趣在里面，他享受这种俯视败将的快感，他陶醉于这种几乎变态的成就感。万历能领导三大征胜利说明他很精明很有能力，可这并无法让他配得上一些研究者给他的“功过康乾”的评价，只能说明他对这个感兴趣愿意管了。我们客观理智地品读这个受争议颇大的皇帝，会发现事实才是最公允的评价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