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鉴诫。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无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装样子。他还说：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弟每取立言中之万难攀跻者，而将立功于之稍次者一概抹杀，是孟子“钩金舆羽，食重礼轻”之说也，乌乎可哉！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