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修素朴的快乐自然主义中，理性仅仅将人带回到自然法则与自然和谐状态之中，但它却无法解释人过去是如何与这些法则和状态相分离的。在19世纪更为精致的快乐主义中，理性能够直接规导渴求快乐的欲望，以致它囊括了关于当事人利益的普遍福利。19世纪的快乐功利主义所假设之无害状态，指的不是上面所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有远见的利己主义者。这种功利主义真正同时超越了快乐主义和自然主义。詹姆斯·密尔所说的理性完全超越了个体的自身利益。他相信，“每个拥有理性的人都习惯去比较事物的理由，并且根据其合理成分来指导和决定自身的行为”；他还认为，“数量决定对错，不论什么样的理由，只要其拥有最大的说服力，便会产生最大的效果”［17］。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看来，在快乐主义的体系中追求公共福利，完成这种职责是极其困难的。这种自然主义是斯多葛式的而非伊壁鸠鲁式的，尽管它自身对此也存有异议。它仍然是关于一种轻慢良知的哲学，但是，它把理性而不是自然看作是德性之源。这种德性并没有如上面所假设的德性那样完美，这一点已为最后一位伟大的功利主义者所指出，他就是那位发现了“自私原则”，即“人们更愿意追求自身的快乐而不是所有意识存在的共同快乐”原则的杰瑞米·边沁［18］。为了反对这种利己倾向，边沁不得不提出在纯粹理性约束之外，还要设立政治的约束。他通过发明“对利益进行人工鉴定的原则”来实现他的想法，这意味着他将借助政府来分配各种奖励与惩罚，通过此种方式来消减个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普遍福利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