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安会主张重行帝制的言论既得到“上峰赞成”，其公开发表后全国各地都出现呼应言论则不奇怪。急于攀附袁世凯的大小官僚，纷纷驰电主张实行君主制，所谓“公民请愿团”等民间拥戴团体也纷纷出现，其名称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甚而有乞丐请愿团亦堂而皇之地在请愿队伍中据有一席之地。1915年8月30日北京发至各省的密电称：“现所提议之计划，为各省分头遣送请愿代表，请愿书稿将于北京草成，而后于适要时，分电各省。”因此，这些所谓民意的实质明眼人一望便知，却在一时间造成了实行帝制的“民意”基础。1915年8月30日和9月1日，袁世凯的御用机关参政院遂以民意为由，集议讨论各路“请愿团”的要求。但袁世凯可能是“做贼心虚”抑或准备未当，6日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达他的意见，一方面表示“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而“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其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又提出，“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袁的态度其实非常明确，即他要做“多数国民之公意”推举的皇帝，而此时之“国民公意”尚不够“多数”，故不能不有上述表示。如时人所论，“无非故作艰难，直逼出‘民意’二字”。有了袁的表态，拥袁称帝的急进派不敢怠慢，当即捏合各请愿团合组“全国请愿联合会”，19日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并解决国体问题，参政院当即决定接受。有了这样全国性“多数国民之公意”为基础，袁世凯的态度也不再含糊，9月25日咨复参政院，决定于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