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今的中国史学家能够逐步开展关于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那么，它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应是不可忽略的。[28]
上文所论杜维运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其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国史学的成就和特点，但其阅读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故在讨论中间或也涉及中西史学比较问题。如他在谈到历史资料同历史观念的关系时指出：
中国的史学著述，事文之外，有史义；史实之间，有默契与和谐，既援西人论史的准则，亦不得不谓之为历史。西人治史，先广蒐史料，再加以解释，史料所蒐者无穷（亦有略蒐史料即加解释者），而所采用者无几，史料之于史家，居于附庸地位，受史家的气指颐使。所以近代西方史家高倡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之说，历史是透过史家的当代思想而反映出来的，真实性不大，于是有人提出史家应重视基本史实（basic facts）的主张，以挽救历史的厄运。如一七八九年在法国发生大革命，即基本史实，大革命发生的时间是一七八九年，地点是在法国，史家不能使其错误。外此者则多是史家的解释，未必是历史真相。中国史家治史则不然，史家不轻易出面，别识心裁立于事文之外，史料有去取，而非局于某一观点，亦不若西方史家的大量割舍，所以保存的真历史较多，最低限度历史的基本事实，蕴藏丰富，此点真非西方史家所能了然。班马之书，如日月丽天，后人虽有新作，而不减其光辉。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素享盛誉，且以详瞻称，自近年新剑桥近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出，已近半为土苴矣。论中西史学者，于此等处看，似乎可分出其优劣了。[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