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自然是乌托邦，理论上的乌托邦，“幻想是软弱者的命运”（列宁：（两种乌托邦）），他代表的正是没有骨头的，寄望于“得贤君，因而用之”、“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的不可自立的中国资产阶级。
于是，他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干“圣人”的“不忍之心”，认为历史发展正是由少数圣人的精神力量所决定：
圣人者，制器尚象，开物成务，利用前民，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竭其耳目心思焉，制为礼乐政教焉。（《大同书》）
他甚至把自己也打扮成主宰历史发展的圣人，是人间的救世主：
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现，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礼运注叙））
吾既生乱世， 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有行大同太平之道哉！（《大同书》）
这一来，他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工者兴”走到一起了。 自然，这与他人道博爱的人性论分不开。他虽对孟子的性善论有所修正，认为善恶皆是人为，“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性善”（《读孟子界说》），抨击“存理灭欲”的封建正统观念，但还是逃不脱唯心史观及英雄史观。他竟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