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的权力在苏我时代因贵族专权而被削弱，对于两方的主张均无力否决。正因如此，当朝鲜王明礼于钦明天皇治世第十三年（552）派遣使节献来释迦佛金铜像一尊、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附文述其功德称： “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之时，天皇自然是欢喜踊跃，想要欣然接受，但同时又不得不表示犹豫之意。为此他历问群臣，其中苏我稻目提议应该以适当的仪式礼之，而物部守屋（此人令佛教徒畏惧）之父物部尾舆则与中臣镰子一道，提议将佛像连同护送佛像的使节一同拒之门外。
天皇以宽容之姿决定将佛像交给苏我稻目保管，苏我稻目将佛像安置在小垦国田家供奉了一段时间。然而第二年瘟疫爆发，饥荒横行，苏我氏的政敌借机散布谣言指此次天灾是祭拜外来神明所致。最终他们获得圣旨将佛像投入附近的湖中，其他附属品也遭到焚毁。
不过，在被宫廷正式接纳之前，佛教的僧侣和佛像显然已经在日本为人所知。这个时代艺术领域最显赫人物、著名雕刻家鞍作止利的祖父司马达止来自中国南方的梁朝，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早在朝鲜王献佛事件发生三十一年前就已经移居日本，司马达止的女儿是日本最早敬奉佛祖的尼姑。朝鲜僧人云惠和道深于公元554年来到日本。十年后，来自中国南方的智聪据传也带来了佛像和佛具。尽管受到保守派的阻挠迫害，佛教在日本依然实现了发展扩散。朝鲜半岛百济、新罗两国的国王争相进献佛教贡品，稻目之子、继承父业任宰相的苏我马子于584年修建了佛教寺庙。573年这一年因厩户皇子的诞生而颇不寻常，厩户皇子通常被称作圣德太子，即身为皇子的圣者，他成了佛教在日本这一早期发展的伟大化身。太子作为其姑母推古天皇的摄政，制定了日本的《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规定日本国民有义务效忠天皇，广泛引用中国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强调佛教这一贯穿一切的印度思想的伟大；这些思想影响着以后一千三百年间日本人的生活。他撰写的佛经注释《三经义疏》不仅体现出太子汉语方面的超凡学识，而且通过他对于龙树（公元2世纪）原理的清晰解析，也显示出颇具大家风范的洞察力和灵气。这本《三经义疏》连朝鲜人和中国人读后都赞叹不已。公元621年太子离世，让万众陷入绝望的悲伤之中，人们捶胸哀叹如夜失明月般的悲痛。时至今日，太子依然作为各种艺术的守护神受到工匠们的崇拜，在大阪的四天王寺香火尤其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