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之所以肯定端木蕻良有关瞿秋白的旧拖鞋的回忆是可信的，是因为端木蕻良早在1937年“就在一篇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哀鲁迅先生一年》中专题记述了得到瞿秋白这双拖鞋的感慨以及拖鞋的来历”[3]。但如果细读《哀鲁迅先生一年》的话，会发现在这篇文章中，端木蕻良从头至尾并没有说自己在胡风家里得到了瞿秋白的旧拖鞋的事实，相关记述只是讲说自己态度的转变，由过去“最反对穿拖鞋”而变为“这次我却穿了一个很长的时光了”，缘故是知道了“这鞋子在我之前曾经过两个主人，他们两个无比的天才，都曾踏在它的上面将中国的文化光辉创造过了。这两个主人不是别人，就是瞿秋白和鲁迅”。“穿”拖鞋和获得拖鞋是两回事，而且端木蕻良此文只是借着拖鞋之题来发挥讲述自己对鲁迅的深厚感情以及为何与鲁迅缘悭一面，进而抒发奋发向上的情绪：“从今，我将脱下拖鞋踏上芒鞋去了。”[4]这篇文章是经由胡风发表在由周刊变为半月刊后的《七月》1937年第1期上的。彼时胡风编辑《七月》杂志时对待作者的稿件态度是“文责自负”，其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七月》在1937年9月曾连着出了三期周刊，“内容完全集中在抗日斗争和抗日战争这一点上”“至于和这个斗争，这个战争相关的具体人物，只要最后是站在抗日战线内，尤其是为抗日而牺牲的，不管他从前的经历如何，都不惜暂时给以肯定，如萧军和端木蕻良所记的两个人，我毫无所知，只好由作者们负责了”[5]。1937年10月，胡风把先前《七月》周刊上发表的文章选出一些，再加上新的稿件编成了《七月》半月刊第一期（即刊登了端木蕻良《哀鲁迅先生一年》的那一期杂志），胡风再度表示：“作为编者，是不可能确知作者所写的人物的实况的（如萧军和端木蕻良所写的），只好采取文责由作者自负的方针。”胡风为什么会如此不计较回忆、写人的真实性？他自己解释得很明白：“应该提一提人物记，因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抗敌教育的急迫性，只好把当前的抗敌言行这一点当作标准。”[6]换言之，在编选稿件时，胡风并不计较文章可能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他更看重文章的思想主题是否有利于抗敌。而《哀鲁迅先生一年》有着很强的思想性，这正应和着当时鼓动读者发扬伟人精神并循着瞿秋白、鲁迅等伟人足迹投入伟大的民族战争中的时代主题。值得提及的是，胡风夫人梅志（也是拖鞋的关涉者）在所著《胡风传》中就专门提到了胡风对待端木蕻良《哀鲁迅先生一年》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