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骄篇》又总论之曰：“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敖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背叛礼教，而纵肆邪辟。谗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此则汉世之所谓名士者，何一能免于葛氏之讥乎？
吾曹试一按往史，《三国·吴志·诸葛恪传》云：“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魏晋、南北朝使人，每好以口舌争胜，实为无礼之尤。魏孝文使卢昶、王清石聘于齐，谓清石曰：“凡使人以和为贵，勿迭相矜，见于辞色，失将命之体。”其所见，反出于中国君若臣之上也，亦可愧矣。